黄永松，“汉声”不绝
黄永松是《汉声》杂志创始人、“中国结”的命名人、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积极抢救者，一生致力于完善“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”。2024年3月4日凌晨，黄永松因病于台北去世，终年81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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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5600字 阅读10分钟“兰花指，轻举杯，一口闷，舒展眉，好酒好酒。”3月10日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的《汉声》杂志北京编辑部内，十余名“汉声人”对着墙上的一张老人相片几度“重掷杯”(将酒杯重重敲一下桌子)，念着老人曾教大家的酒令，追念往事，气氛在轻松和沉重之间来回流动。
相片上的人是黄永松，《汉声》杂志创始人、“中国结”的命名人、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积极抢救者，一生致力于完善“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”。2024年3月4日凌晨，黄永松因病于台北去世，终年81岁。
1971年1月，《汉声》英文版《ECHO》在台北创刊，1978年，《汉声》中文版创刊，1988年，《汉声》大陆编辑部应时而生。黄永松曾说，《汉声》的使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、传承传播。《汉声》自创刊以来，中国文化便是关怀的核心，衔接传统和现代更是工作的信仰。在选题上，黄永松始终坚持四大原则：一定是中国的，而非国外的;一定是传统的，而非现代的;一定是民间的，而非上层的;一定是活生生的，而非考古的。
服饰史学者陈诗宇曾在《汉声》杂志北京编辑部担任过10年的文字编辑，“黄老师”对选题的价值判断令他动容。“他总说，要做雪中送炭，不做锦上添花。”吸引到足够多聚光灯的幸运门类，《汉声》暂不触碰，而是优先关注长年累月被忽视的、坐冷板凳的、眼看就要消失的民间文化。
与此同时，黄永松从不追求急迫的出版周期，一些题材的操作周期甚至拉到了20年以上，这种不计成本的做法曾让不少“汉声人”觉得太过浪漫，但黄永松坚持，只要离出版还差“一口气”或“一个灵魂”，就先放在一旁。他笃定，种子播下了，迟早会掉一个葫芦出来。
黄永松去世后，台湾作家杨渡在社交媒体表示，黄永松是民间工艺、表演艺术、民俗文化、庙宇建筑、古迹保存、历史真相等的传承人，也是守护神。
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的一处巷弄，因汉声出版社和汉声书店坐落于此，被人称作“汉声巷”。汉声书店的门脸是一个葫芦造型。有人曾好奇，“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?”“是‘文化’这帖良药。”黄永松答。
1943年10月，黄永松出生在桃园市龙潭乡，系祖籍河南黄氏江夏堂第八代的客家人，儿时便受春节、庙会、祭祀等传统习俗的熏陶。“骏马匆匆出四方，日久他乡即故乡。”这是黄家的祖训。
黄永松高中毕业后，主修雕塑，自修现代艺术，24岁那年毕业于台湾艺术专科学校。
《汉声》创刊之前，黄永松在一家电影公司担任美术指导和剧照师。彼时接触到的各角度镜位，蒙太奇风格、渐变色等技法后来被他大量运用在杂志设计上。很多读者都感叹，翻看《汉声》出版物是一种视觉享受。
《汉声》杂志北京编辑部的美术编辑顾敏超以《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》一书举例，由黄永松严格把关的版式编排上，风筝先是露出一点局部，“好像你拿着风筝还没开始放。”之后才显露出整体，到最后的满天风筝。在翻阅静态纸张的过程中，会有一种惊奇的动态之感。《汉声》的许多出版物都有类似之处，每一本书都是一件倾注了大量心血、反复打磨的工艺品。
研究生期间，顾敏超在学校图书馆借阅到“汉声”出品的《福建土楼》，心生震荡，惊讶于“书还可以做成这样”?
以地道风物系列最畅销的一期《中国米食》为例，编辑们拜访了数十位名厨及精于各省米食的专家，全书记录的食谱及附带的应用法，可做出200多道米食。封面的制作亦独具匠心，多名编辑到多地搜罗不同种类的米，再将一粒粒米黏在透明板上，拼成“米”字，随后拍下相片，作为封面。此期卖出十几万本，在全球华人地区反响不俗。
1987年，两岸开放探亲。1988年6月，黄永松从台北飞抵香港，再乘坐广九线火车踏上故乡土地。《汉声》大陆编辑部应时而生。黄永松先后策划推出“台湾的泉州人”“台湾的漳州人”“台湾的客家人”寻根报道，让台湾同胞更加了解他们的原乡。
《汉声》的编辑们总结，每一个月，黄永松都将时间拆分为三份，三分之一的时间留给台北，三分之一的时间留给北京，余下的则是在出差途中。
在中华大地，民间文化散落于大江南北，黄永松就带着后辈翻山越岭、深入乡村田野，探访一个又一个隐秘的角落。
黄永松将民俗分为民间文化、民间信仰、民间生活、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5个大种，再往下细化为10类56项，以建立完善的“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”。
陈诗宇回忆，还在读高中时，他就关注到了黄永松，并开始穷尽渠道搜罗到“汉声”的所有出版物，对其中的楠溪江、福建土楼、丁村、库淑兰、惠山泥人、风筝谱、中国女红、中国结、蜡染、夹缬等报道，耳熟能详。
加入“汉声”不久，陈诗宇便跟随黄永松去苏州进行地方风物的保护工作。第一个选题是“水八仙”，即江浙地区的传统食物，包括茭白、莲藕、水芹、芡实(鸡头米)、茨菰(慈菇)、荸荠、莼菜、菱角8种水生植物。黄永松觉得，苏州的“雅文化”已经非常高了，他偏要做“俗文化”，雅俗要共赏。
熟悉的人说，跟着黄永松做事，就能渐渐体悟出他的人生哲学：不从众，有风骨。
很多人都好奇，一些选题投入和成本很高，经费从何而来?实际上，“汉声”出版了一些儿童读物和绘本，销量很好，这方面的出版回报就可以补贴在非遗和物质文化的选题上。多年之后，陈诗宇回想起来，觉得一些生存上的现实忧虑，一定是被黄永松挡掉了。
对选题的考量，黄永松从不考虑商业回报，“雪中送炭”的历史意义优于一切。轻重缓急，他有自己的节奏。编辑们做起事来，也是简单直接纯粹，不用考虑预算、不用考虑销量，只用考虑里头的内容和美感，心无杂念。
在采访部分，编辑们在黄永松的引领下，形成了全面、严谨的采访思路。不少民间工艺没有文字记载，黄永松指导后辈编辑按照“体、用、造、化”的考工法则，和传承人、手艺人聊天、谈心时默念口诀，试图不遗漏“形、质、色、饰”“材、具、序、诀”等任何宝贵细节，力求用记录抵抗时间，让一些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、工艺手法在纸张上留痕。
在排版和内容呈现上，黄永松的编辑理念非常扎实。师从黄永松10年，在顾敏超眼里，“黄老师”严谨而细腻，精益求精，从来不为效率妥协品质。在他的理念中，文字和图片不能完全割裂开，“好的文编是美编，好的美编是文编。”
身为文编的李博坦言，来到“汉声”之后，整体审美水平提升不少。
“宁要无秩序的有生命，不要有秩序的无生命。”“生命力”是黄永松极为看重的点。
《汉声》的许多期刊物封面迥异，无规律可言，内容排版、用的纸张种类、书的薄厚、价格亦不统一。《汉声》原本是双月刊，但后来不再拘泥于定期，越来越不走寻常路，什么时候做好了，什么时候再出。
这在杂志领域，算是罕见。黄永松认为所有的印刷实体都应该为无形的生命力服务，他希望读者一打开“汉声”读物，生命力便扑面而来。
黄永松的北京办公室亦可以算作“无秩序的有生命”，充斥着各类笔墨和小物件，有的是田野调查带回的，有的则与家人、同事、朋友相关，于他而言，精神意义不一般，但基本上都不具有世俗意义上的收藏价值。
“汉声人”都知道，杂志创立早期，黄永松便立下过“不做收藏”的规矩。黄永松曾告诉前媒体人刘爽，若编辑一旦喜欢收藏，就会起“分别心”。一个“分别心”是喜欢、不喜欢，也会分别哪个品相好，哪个不好，哪个精美，哪个残破，就不知不觉地被喜欢牵引;另一个“分别心”是，哪怕不限买卖倒腾，也会不知不觉跟着“价格”走，哪个东西贵，哪个东西便宜，哪个“显”，哪个“隐”。
在黄永松看来，“价格”和“价值”不总是一致的，这样编辑就无法义无反顾、全副身心投入地去做事情。“汉声的使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、传承传播，要想使命必达，总要舍弃一些东西，不断回望目的。”
炸酱面，冰镇二锅头。在《汉声》北京编辑部，这是黄永松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。
茶和酒是他的心头爱，日日不离。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这是他很喜欢的一句话。
在陈诗宇眼中，黄永松是一个极度包容的人，什么茶都品，什么酒都喝。在饮食上，他亦如此，吃得简单，但酸甜苦辣都吃。北京的豆汁他也乐于品尝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愿意品鉴地方特色，接受度很高。
《汉声》编辑部出品过很多饮食类的选题，如宁波年糕、山西面食、大闸蟹、四川倒糖饼儿等。
“大家都知道一句话，越是地方的，越是人类的。”在黄永松看来，地方风味承载着地方饮食记忆和文化，到了四川就要吃麻，到了贵州就要吃辣。
文字编辑李博2013年加入《汉声》北京编辑部，在他的印象中，黄永松没有任何忌口。除了一次做饭的阿姨在西红柿炒鸡蛋里放了香菜，黄永松说，以后不要放香菜了。后来还让图片编辑给他设计了一件印着“不要香菜”的T恤衫。
李博觉得，跟黄永松交往最密切的人，除了他的家人之外，应该就是编辑们了。《汉声》北京编辑部位于一个小区的21楼，工作时间之外，黄老师住在22楼。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，他一般不下楼，就待在编辑部，和后辈朝夕相处。
工作之余，他特别关注后辈的健康和情绪，关心他们过得开不开心，经常向他们普及养生知识，有一段时间还请了一个师傅教大家八段锦。
李博记得，有一天夜里10点多，黄永松还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，翻看着一本书。他问黄永松在看什么?黄永松说，在看一本敦煌的画册，工作累了，放松一下。“他的‘放松’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种工作。”李博注意到，在黄永松身上，他的生活和事业没有明显的边界，“太融合了。”
黄永松跟很多同事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“这是最好、最舒服的关系，距离不远不近。”李博提及，在待人接物方面，黄永松表里如一，不论是面对政界高官还是体力劳动者，展现出来的都是同样亲切、洒脱的形象。他听说过黄永松年轻时为了选题和其他创办人红过脸、掀过桌子，但老年的他情绪稳定，编辑们几乎没见过他动气。
许多曾经的“汉声人”从编辑部离职之后，亦时不时会“回家”看望黄永松，卸下包袱、和“忘年之交”谈心，讲一讲心中所困。他的思维很灵活，年轻人聊的他都懂，一些“热梗”亦不需要跟他过多解释。
于陈诗宇而言，“汉声”是一个真实的象牙塔，同时也是一个最接地气的存在。这里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编辑部，更像是一个研究中心或一所学校。“这里有最纯净、纯粹、可爱的一群人。在黄老师的带领下，记录下了火种，也播下了更多的种子。
在哪里都可以做“汉声”
天气热的时日，黄永松喜欢穿摄影背心和凉鞋。
跟随黄永松走南闯北十年，陈诗宇觉得他“精神头很好”，走路永远大步流星的。
在他的印象中，黄永松最喜欢到最田野、最乡土、最农村、最鲜活的地方去，一点不会介意食宿环境是否舒心，“这些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，如果能住在窑洞里，他会相当开心。”
编辑部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文化，大家都勤勤恳恳地将心扑在记录民间文化上，黄永松也常鼓励编辑们回家，可以回老家振兴故乡的文化，做更有意义的工作。
用他的话说，在哪里都可以做“汉声”。
陈诗宇提及，一方面，黄永松希望编辑们不要挑选题，什么选题都要触及。另一方面，他希望编辑有自己擅长关注的门类，在此处深耕精通，将路子走得更深远，更利于文化的弘扬传播。
陈诗宇回忆，曾经他认为黄永松的某些编辑思路过于浪漫、过于跳跃，“不是那么讲规范。”随着年龄渐长，愈发后知后觉感受到黄永松的远见卓识。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没有用，要被历史扫进垃圾堆的东西，黄永松主张先记录下来。时隔好些年，一些东西又重新受到关注，如国服回潮、由冷变热，令人惊叹，他愈发领悟到黄永松坚持了54年的“保留火种”的意义。
正如黄永松说过的，播一个种子，长一个葫芦出来。这个葫芦如果很成熟了，自然而然自己就掉下来了。至于火候欠佳的题材，他相信“欲速则不达”的道理，不急于求成，而是慢慢等那一阵东风。
在陈诗宇看来，黄永松的价值观和理念影响了自己在内的许多人，亦改变了许多冷门民间手艺人的命运。一些文化如果他当时没有及时去关注，已然消逝在历史的谷底了。
黄永松去世后，台湾作家杨渡在社交媒体表示，黄永松是民间工艺、表演艺术、民俗文化、庙宇建筑、古迹保存、历史真相等的传承人，也是守护神。
黄永松走后的第三日，《汉声》北京编辑部的同事在21楼的会客厅布置了一个空间，摆了一些黄永松的个人物品，欢迎他的老同事、老朋友来说说话。往常，黄永松和同事朋友在那个房间饮酒吃饭，透过明亮的玻璃窗，可以看见远处的国贸建筑群。身后，即是“汉声”出品的传统文化刊物。“汉声人”晓得，守着传统，才能更好地凝望现代。
虽说不建议携带鲜花等吊唁品，依然有人带来了黄永松最爱的白玉兰花，如今躺在他办公室的窗边，枯萎变色了，但仍有香味扑鼻。
办公室的左侧墙壁上，高挂着“无住生心”四个字，出自《金刚经》里的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”，对物不抱以执念。
墙壁下方的写字台上，有一对镇尺，上面刻着“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”。顾敏超说，这副郑板桥所著的对联形容“黄老师”很合适。一旁，李博也点点头，“润物细无声。”
参考资料
北京青年报：《日落山水静，为君起松声》
刘爽：《黄永松为啥给汉声立规矩“不做收藏”?》
三联生活周刊：《黄永松与<汉声>的故事》
一席：《传统风物宜子孙》
新华社：《情深而文明——黄永松和半个世纪的“汉声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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